基础研究人才如何选拔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总书记多次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要勇于探索、突出原创”“拓展认识自然的边界，开辟新的认知疆域”。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人才培养首先要聚焦解决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
为贯彻落实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近两年，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文件，如《基础研究十年规划（2021-2030年）》《“十四五”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基础研究人才专项试点实施方案》《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这些文件可以说是《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的全面升级和细化，对基础研究人才的选拔培养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更多维度、更深层次的分析，对从科技领军人才到实验辅助人员各个层次、从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到尚在向基础学科进军的学生各个阶段的基础研究人才，分别制定了契合各自发展的支持措施。在制度和环境建设上，也积极回应了近年来学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明确要对人才引进培养、使用管理、评价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完善。
然而，当我们把视线切回到我国这一轮基础研究热潮的起点时，还是不禁生出疑问，基础研究的春天真的来了吗？现在的这些政策措施力度这么大，能真正选拔培养出一批我们想要的基础研究大家吗？能推动国内基础研究的大爆发吗？彼时，中美贸易摩擦初现，美国为打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势头，突然对我国进行高强度技术制裁，随着制裁的急速升级，我国深刻认识到中美竞争最关键的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我国需要通过“0到1”的重大开创性原始创新来实现对美的弯道超车。而我们近两年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虽然力度大，但施政方向仍行驶在原有轨道上，一些影响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还值得再继续探讨研究。
基础研究的发展思路应该在“需求导向”和“自由探索”间如何取舍
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面对一个重大问题或猜想，往往耗费数十年，却很难结果。可以说，不设目标、自由探索式的基础研究非常昂贵，以我国现下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无法全方位铺开、大规模支持所有学科领域的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
在这个前提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先在当下有明确应用需求、且最急需的领域着力，期待从这些方向首先找到基础研究领域突破口，从而快速转化为解决实际应用问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生产力，似乎就是当下最好的选择了。
然而，“需求导向”这条路也并非坦途，需要跨越诸多难关。第一道难关就是需求产生的问题必须精心提炼，凝练出真问题，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应用和技术层面上的简单设问，这些设问仍是“大个”的应用问题，要解决的还是“1到Ｎ”的产业问题，而非我们所期待的“0到1”原创性突破。另一个难关出在各方向基础研究的成果和影响力难以预估，有一些研究方向虽然非常重要且具有前瞻性，但在短期内看不到明确的需求牵引，如果我们把这些方向都战略放弃，指不定什么时候这些研究方向被其他国家突破后就可能成为下一个我国被“卡脖子”的短板。在我国人才和资源总盘子极其有限的当下，以某些领域为主要目标，强调某些领域的优先与突出重视，势必引发虹吸效应，夺走在其他领域“自由探索”的人才和资源，加剧我国知识领域“空白”“短板”的产生。
因而，虽然“需求导向”在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基础研究领域，全面持续支持所有学科，不预设研究方向立场地选择支持对象，或许反而是更优解。
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更应该倚重哪些学术力量，有限的资源该向哪些群体倾斜
近现代科技史可谓写满天才的足迹，许多学科或专业的开创都是由某位天才年轻时凭一己之力达成的，后世几十、上百年无数人的研究也无非是添加了几个注脚。
作为表彰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权威奖项，诺奖得到了国人的普遍认可，各地、各学术机构均以引进或邀请到获得诺奖的专家为荣。近年来，国内各个层面设立人才工作目标时往往以培养出“诺奖级”人才为首要目标，大力选拔“准诺奖级”人才并给予空前力度的支持，有些还明确表示支持“一人一策”“上不封顶”。
对高层次创新领军人才的重视固然是好事，但到政策落地时，走入“诺奖级”人才培养视野的人才往往需要具备已经做出重大成果、已取得广泛认可等基础条件，按照出成果到成果广泛应用取得学界认可的时间差，这时应该早已过了其学术思维活跃度的巅峰时刻。在国内目前的学术环境下，这类人才往往已经有一个由若干青年学者组成的科研团队，这个阶段其名下的成果主要由团队产出，本人则已脱离科研最前线，主要时间精力放在寻求资源和分配资源上。这种情况下，指望这些“准诺奖级”人才静下心来思考探索，突破自身极限，探寻认知边缘，并且取得重大原始创新，似乎有些勉为其难了。
那么，培养“诺奖级”人才能指望谁呢？青年人才。基础研究主要靠青年人才，自然科学家发明创造的最佳年龄段是25岁到45岁。虽然诺奖获得者的平均获奖年龄大约在60岁左右，但他们做出获奖级研究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牛顿、爱因斯坦、香农、杨振宁等顶尖人才也都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
我们从事基础研究的青年学者在干什么？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是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主力军，现下高校普遍编制岗位紧张，青年教师一边承担着教学行政压力，一边为手握资源的资深教师工作，有些还面临“非升即走”问题，急需在短短几年内完成晋升所需的论文、项目、“帽子”或奖项。这些青年教师的压力更是早早传导到博士、博士后，有些博士、博士后会选择转换赛道，改为从事应用研究甚至离开科研队伍，有些会选择更有把握出成果的短平快项目。
这种大环境下，要求最优秀的那批青年人才甘于坐冷板凳，安心静心探索，那仅有少数人可能凭借灵光一现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而多数人终其一生面对的只能是一个又一个失败的未知领域，多少有一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可能还是需要更多地把科研资源直接分配到这些青年一线基础研究人员手里。资源更多地向青年一线研究人员倾斜，也更有利于中国科学界整体水平的提升，大国博弈，最终是持久战，需要的是全面赶超。
基础研究的发展路径是更多着力于计划项目的引领还是环境的塑造
近些年来，我国通过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一系列科技计划，建设国家实验室体系、大科学设施，推进国家和各地的高层次人才工程计划，建成了一批科技创新基地和科研基础设施，取得了一批原创成果，选拔培养了一批领军人才。
从政府角度看，通过这些计划项目取得了科研成果和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大幅提升；从科研机构和人才角度看，通过计划项目获得了更好的硬件环境和更高的收入；从社会角度看，有更多的资源和人才投入到科研事业，有效提高了科研整体水平，是典型的多羸。
然而，在这些年持续高强度的投入后，我国基础研究仍然面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不多，凝练和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不足，世界顶尖科学家、学术大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仍显匮乏等明显短板。名目繁多、具有高度竞争性的计划项目的申报评审过多占用全体科研人员时间精力，催生了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帽子”数量等所谓客观条件来选人定项目的评审评价方式，培养出了一批非常善于“抓资源”“谋帽子”的“科学政治家”，躁动了安心做研究的青年学者的心，还占用了原本就不十分充裕的财政资金，挤占了非竞争性科研资金的空间。
而且，与应用研究相比，基础研究在竞争项目计划方面具有天然劣势，一方面，开创性的想法往往具有独创性，在构思阶段很难通过写出来或说出来让其他人真正理解，另一方面，其影响力很难被准确评估，诸多后世开创了一个领域的新想法在其创立之初，甚至连创造人也没有预计到其日后的巨大影响，这都使得基础研究投入在竞争项目计划总投入中占比不高。2020年，我们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只有6％。此外，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现在的计划项目布局滋生出的种种问题扰乱了基础研究所需的宁静平和的大环境，而要重新塑造大环境，可能首先就要优化整合现在的计划项目，数量上大幅压缩，申请时间上尽量协同，在此基础上才好将评审工作做得更细致全面，从而避免交叉重复支持、避免评选中的“四唯”问题。同时，在支持力度上与项目、人选的自身情况进行匹配，避免资源错配造成的不公和攀比。
植物生长有个现象叫顶端优势，植物的主茎顶端占优势，其产生的生长素会运输到侧芽，抵制侧芽生长，使侧芽处于休眠状态。其实现在的学术界也未尝不是如此，当资源开始向某些特定领域、某些特定单位、某些头部人才倾斜时，如果后续不做大的调整，资源会自发地愈发向他们倾斜，连带着将其他领域、其他单位、其他人才的活力逐步带走。我们下了那么大功夫，出了那么多文件，实施了那么多项目计划，所期待的基础研究重大发现，想必不仅仅是在一个个细小领域对别人开创理论的修修补补，而是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引领世界科学发展方向的重大原始创新。期待现在这批政策落地时能带来一些变化，真正选拔培养出一批能做出重大原始创新的优秀人才，哪怕他们是在十年或二十年后才做出这些成果，三、四十年后这些成果才真正被广泛认可。
（信息来源《中国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