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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集聚优秀人才的四大举措

2021-03-25 作者: 阅读: 697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迅速开展了新时期国家人才战略的规划酝酿工作,一方面,强化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决定性地位,另一方面宣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大人才方针,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大力争取和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服务,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国家建设进程中。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带领党中央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此时等待他们的是一个百年积弱、百废待兴、人才资源极度凋零的艰难局面,在全国4.5亿人口中文盲竟占了80%之多,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只有区区5万人,而即将展开的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临巨大的人才缺口,迫切需要大量的人才。

  面对这种严峻复杂的现实局面,新中国建立伊始,党中央在对人才队伍整体现状进行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迅速开展了新时期国家人才战略的规划酝酿工作,把人才工作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日程,及时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人才方针政策,努力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的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国家建设进程中。

  这一时期党的人才工作主要着力点有两个:一是积极继承和调整旧中国的人才资源,二是为新中国的人才开发和建设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强化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决定性地位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使饱受帝国主义蹂躏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面对党的工作中心由农村向城市的重大转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高度匮乏和极端宝贵,从国情出发结合当时的政治路线和历史任务,将人才工作赋予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要素和核心地位,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和人才作用的有效发挥。

  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思想认识上高度统一形成广泛共识,先后发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指示要求。

  1951年8月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部分专业代表及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会议上严肃指出:“人才缺乏,已是我们各项建设中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只要我们的工作展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因此,他提出了“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一科学论断。此后,他在阐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又强调“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

  1953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而“现在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了,而是根本不够,专家太少,技术人员太少。”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将起更加重要的作用。”

  革命战争时期始终高度关注人才工作的毛泽东,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的人才战略思想。

  确立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各类人才施展才能、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可靠的制度前提和实践土壤。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人才资源的开发配置上并没有简单地“另起炉灶”,而是对从旧社会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寄予厚望,希望尽最大可能团结他们直接为新中国服务。因此,在全国范围内科学重组人才资源,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成为建国初期党对人才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从工作安排、政治待遇、思想改造等方面积极落实这一政策,推动了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了“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的人才政策。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护与争取技术人员的指示》强调指出,原属旧中国资源委员会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大部分为中国比较优秀的技术专家,必须妥为保护,尽量争取原职原薪任用,不得采取粗暴态度。”

  同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造旧职员问题给北平市委的指示》中再次要求,“有一些技术较高,能力较好,但因与国民党负责人不和而位置和薪水明显降低的,则应适当地提高其位置和薪水。”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强调对知识分子“要团结他们”,“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党和政府对旧中国存留下来的人才资源进行了系统的重组与改编,将其中确具真才实学者及时吸纳到新中国的各用人领域,使之转型升级后为国家建设服务,共计接收了人数达200多万的旧政权知识分子群体,从而为新中国科技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保存了极为重要的人才资源基本主力部队。

  为了有效发挥他们在各个专业领域内的独特作用,对于这部分庞大而宝贵的人才群体,党和政府以宽阔的胸怀和气魄坚持给其出路,果断采取了“包工作、包分配、包吃住”全面负责到底的“三包”人才政策,并积极引导他们放下思想历史包袱,除极少数顽固的反动知识分子外,对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员都给予了适当的工作安置,其中一部分人才还分配了负有重要责任的岗位,事实证明他们几乎扛起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大半壁江山”。

  同时,对于部分原来已经失业的知识分子,党和政府也依据其各自的能力才干特点,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再上岗”重新就业或给以其他恰当安排。不少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界代表人物,还在政治上享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如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担任要职的非中共民主人士,就占了一半数量。

  宣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大人才方针

  1956年1月,党中央在中南海隆重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专题会议。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忽视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第一次把知识分子从以往党的“争取和团结对象”提升到了“重要依靠对象”。

  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学习和锻炼,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我党关于知识分子观点的重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周恩来还提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三项具体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

  此次会议确认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会后于1956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进一步确认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有关政策,再次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

  为切实保障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要求:要充分信任和依靠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信任的中心问题是真正地尊重他们。仅仅口头上尊重是不行的,还要让他们心情舒畅地运用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要注意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待遇,对于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工资待遇甚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主席。1956年毛泽东宴请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森的座位紧挨着毛主席的右侧即中国传统第一贵宾的位置,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毛主席在审阅宴会来宾名单时,亲自用红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高度尊崇。

  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大力争取和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服务

  为了更好地吸引和集聚人才,党中央在积极开发国内人才资源的同时,大力争取留居国外的学者和留学生回国。这一时期党的人才政策不仅团结了国内的广大知识分子,也成功吸引了大批留居海外的优秀人才。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就充分认识到人才在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中所具有的特别重要意义,并着手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随即指示旅美进步侨团,要将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科技专家回国作为其中心任务。

  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进一步制订了加大吸引海外留学人员的政策措施。1949年1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负责回国留学生的接待事宜,并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留学生回国招待所。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党和政府向海外人才发出了“祖国需要你们”的热切“召唤书”,诚挚邀请身居海外的知名学者和青年才俊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充分表达了对海外人才的高度期盼与渴望。周恩来郑重宣布: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现在国外的留学生想回来看看再出去,是可以的,已经回国的愿意出去,也可以。

  不少海外优秀人才在党的真诚信任和热情感召面前,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他们不仅“身归”而且真正做到“心归”,在党的领导下热忱加入到轰轰热热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1950年3月蜚声中外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回国途中,通过新华社发出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呼吁大家“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第一个回到新中国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后成为我国原子弹事业奠基人之一的彭桓武教授,在从爱尔兰起程回国时掷地有声地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倒需要理由。”此外,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李四光、被美国舆论称之为可以“顶得上二十个师”的“中国导弹之父”和国家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两弹元勋”邓稼先与钱三强、中国泌尿外科的开拓者吴阶平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他们怀着一颗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和一片片雄伟的报国之志,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在人生最富有创造才华的黄金年龄段,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积极贡献才智奉献力量。

  新中国对海外人才显示出了强大的“磁铁效应”,据统计自1949年8月至1957年底,历尽周折陆续回国的留学生和学者约有2500多人,其中主要来自北美和欧洲。一大批优秀“海归派”学子承载着中华民族革新自我、浴火重生的人生梦想,执着而坚定地回到了祖国,他们工作和战斗在新中国的各条战线上,成为多个重要科学领域的关键开拓者和研究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凝聚汇合成引领我国科技事业飞速发展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构成了推进新中国建设无比珍贵、价值不可估量的高层次人才资源群体,特别是在“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才托举起壮丽强国梦。随着1960年中国第一颗导弹的实验成功、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实验成功、1966年中国第一次导弹核试验的成功,新中国在物质条件和技术资料均十分短缺的情况下,硬是凭借着这些杰出人才的呕心沥血、顽强奋斗,相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

  在1999年受到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国的就有21位;自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至今产生的29位获奖者,其中有10多位便是当年矢志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科学家精英。新中国让他们的报国之志得到了充分实现,共和国的事业因为他们的卓越劳动而走向辉煌,作为民族脊梁的他们成为大国崛起的关键支柱性力量!


                                                                                               来源:人才山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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